第二百九十九章：湖畔学堂开学（下）(2/2)
“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这三样都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。”
朱允炆开口讲课，这些孩子便都认真的拿起笔，在各自面前准备的纸本上抄记起来。
“为什么需要法治、公信和仁政呢？因为占据这个国家绝大多数数量的是百姓，百姓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三样，没有这三样，国家的根脚就会不稳。
所以这三样不是用以立国的，而是用以稳国的。
国以何立，意指国家建立之初所需的东西，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政治体系的建立，国家是一个行使统治机制和领导机制的整体，在这个整体中需要人为的行使统治领导工作。
所以，一个明确的政治体系，这里面行使统治工作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所以说，立国的基本是政治，立国之后怎么做，需要的哪些方面才是你们方才提起的法治、公信力和宽仁。”
立国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政治体系，这个说法可能这群孩子听不懂，但是后世学习政治和法治专业基本都能一目了然，这不就是立宪吗。
立国先立宪。
宪法确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，而后这个国家进行的一切发展、改革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，这样路子才不会走偏，不会被其他国家乱七八糟的思想带沟里去，才会有凝聚力和执行力。
这就是确定政治体系的重要性。
“历朝历代的国家之所以相继被青史所淹没，我们这些后人在观看史书的时候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有的因为严苛而亡，有的因为过于宽仁而亡，要么就是土地兼并、苛捐杂税等这些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冲突矛盾，但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历朝历代从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，就是一阵子冲劲。
咱们论历朝历代之亡国祸患，倒不如论的是历朝历代在政治上的得与失。”
朱允炆自己说自己也在记，包括不远处旁听的杨士奇三人。
“秦汉魏晋，隋唐宋元。”
朱允炆将这几个朝代的名字写下来，审视之后，说道：“这八个朝代中，秦是在立国几百年后第一次确定其政治体系，即商鞅法下的，以耕战为基础辅以严法的政治体系。
汉，黄老学术往独尊儒术的转变也是在立国之后，到了昭宣中兴，又变成博采众家之长，王霸并行。政治体系多变，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核心点。
魏晋倒是有明确的政治体系，九品中正制，一个注定被扫进尘埃中的妥协体制，祸国殃民。
隋立国太短，无法评述。
唐算是历朝历代之中，在确立政治制度最有建树的一个朝代了，无论是他的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、兵役制度，各个方面吧，都是很明确并且有其鲜明特点的，不提其取得的成绩，仅以政治论政治来说，唐朝亡国之后，五代十国这些个国家，或者过度到两宋、辽金元。
这几百年的咱们汉人建立的国家也好、异族建立的国家也罢，基本都是在唐代制度的盘子里打圈圈，再也没有走出来过。
就算有些革新的地方，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，换个署衙机构的名字，改个牌子罢了，从根本上，并没有顺应时代或者说民心，重新制定一个新的政治体系。
两宋朕懒的提，也不想说，倒是朕很想说一下元朝，说一下忽必烈这个皇帝。
朕早前去过一趟北平，参观了北平的元皇宫，也看了一些元宫廷内留下的一些个杂书传记，朕看完之后非常的感慨，觉得忽必烈这个皇帝真不得了啊。
首先来肯定一下，这是一个开明的君王，在他当皇帝的这些年，两宋留下来的、封存的很多东西得以继续进步，一些工匠的知识，冷门的数学，甚至包括造船、火器、天文，都在得到发展，而且文化上，元杂曲的诞生，也使得百姓民间生活变得充实。
而在政治上，忽必烈虽然一窍不通，大搞所谓四等人制度，但是他有识人之明和用人不疑的心胸，军事上，他在发现伯颜的无能后，拜张弘范做蒙汉都元帅，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一个汉人。
朝廷中，他用安童做丞相，用贪得无厌甚至是野心勃勃的阿合马署理财政。这两人合力确保了忽必烈时期，元朝各方面的强大不会出现退步。
阿合马是忽必烈的财政大臣，也是元朝国库的大管家，元朝糟糕的人分四等政治体系导致了糟糕的财政状况和经济制度，但靠着阿合马，元朝愣生生的坚持了几十年的霸国地位，阿合马一死，元朝的经济就全面崩溃，民不聊生四海皆反。
所以朕很佩服忽必烈，所谓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，朕也学习忽必烈身上的优点。
开学堂，就是希望将朕所学的知识传播出去，来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增长见识并且懂得思考，如何在将来遇到矛盾的时候，从这些矛盾中摸索出一条双方共赢的道路来。
不要继续在这个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’的政治圈子里打转转。”
朱允炆讲的累了，就停下来歇一会，顺道看一下下面十几个孩子的神情。
这里面，有的一脸思索，有的一脸蒙圈。
确立政治体系，对他们来说，甚至包括对杨士奇这些阁臣来说，都是太过于缥缈的知识点。
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朱允炆那句‘都是在唐代制度的盘子里打圈圈’话而深受触动。
唐亡之后的几百年，这些走马灯的朝代可不就是一直在这个盘子里打圈圈吗。
不跳出来，哪里有不灭的朝代呢。
总会被时代所淘汰的。
这个时候，于谦举起了手，朱允炆便抬手，示意前者起身问话。
“恩师既然言立国在于政治，学生愚昧，想知今日我大明，可有明确的政治体系？”
“没有。”
这个问题，朱允炆不假思索的就摇头：“因为没有，所以朕才要开学堂，而且让这个国家不同身份的人来给你们讲课，讲故事，希望的，就是借助你们这些神童天才的智慧，在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中找出原因，而后建立一个可以避免并且消弭这些矛盾的，能让我大明和百姓可以稳步进步的新政治体系。”
立宪这个想法，朱允炆没有拿出来。
不是他恋权，而是眼下的大明没法立宪。
读书人太少，能有后现代见识的那更是一个没有。
这也就自然不具备立宪的基础了。
“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，而政体，决定生产力的进步速度。”
前半句是朱允炆上一辈子最长听的，而后半句则是他这几年当皇帝的感悟自己加上的。
一个糟糕的政体下，生产力不退步都谢天谢地了，还谈哪门子进步和促进发展。
没有开明的君王和敢于革新的政策，那这个社会的生产力永远都是在原地踏步，不到亡国灭种那一步，永远都不懂的救亡图存。
“今日朕这第一课留下的课业，不用书面的文笔，只需要你们自己在脑子里记下来朕今日说的这番话就足以，好好思考，如何才能确定一个符合时代进程，并且能让士农工商得以安然共存，友好相助的政体。
如何才能让占据天下九成九数量的百姓的诉求得到实现，从而消弭掉那些令人棘手的社会矛盾。”
湖畔学堂的课业按照朱允炆的想法，将永远只会是开放式的，所有的课业都由这群孩子按照他们自己的脾气性格来进行体悟，最大程度保留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。
要不然，他就没必要找这么一批神童出来了。
在他们还小的时候，给他们灌输一些朱允炆迫切的知识种子，让他们打小就开始重视思考如何为这个国家规划路线，培养远超这朝堂之上官僚的大局观意识，这才是湖畔学堂的真正价值。
朱允炆本打算再接着说几句，双喜已经凑了过来。
“陛下，西南八百里捷报。”